哈丽特·弗拉德（Harriet Fraad，受访）

​郭燕平、郑雪美(采访) |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导读】当“抑郁”不再是个体的病症，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美国青年的精神困境？

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在年轻男性选民中的意外胜利，暴露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美国青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断联”危机。他们与工作断联、与家庭断联、与未来断联，甚至与自己断联。

83岁的哈丽特·弗拉德身上叠加着多重身份：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心理咨询40余年的资深治疗师。她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关联——年轻人的焦虑不是“脑子出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必然产物。

为什么Z世代比60年代的青年“更绝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运动在美国高校蔓延？弗拉德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核心家庭危机、债务重负、照料劳动的被忽视——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阶级”话语的长期缺席。她认为，当下的美国青年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断联”带来的孤独、抑郁和暴力；另一边是“重建联结”带来的希望与可能性。

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的分析工具和行动指南。这是一位亲历了半个多世纪社会变革的老人，对当代青年最深切的理解与最真诚的忠告。

本文原载于《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重建联结”：当代美国青年的困境与契机

——哈丽特 · 弗拉德访谈

▍社会“断联”：当代美国青年的精神困境及现实处境

郭燕平：在长期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您接触到许多年轻人，能否大致谈谈您对当代美国青年人心理和精神状态的观察，以及其与社会大环境的关联？

弗拉德：在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因为他们的未来十分渺茫。现在的美国青年没有什么未来可言，所以他们普遍陷入一种低迷不振的抑郁状态。他们在婚姻和社会关系中看不到未来，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如果他们从做低层次的工作开始，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获得晋升。如今，美国是一个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社会，人们没有阶层流动的机会。过去我们说机会平等，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机会了。美国社会曾经有流动性，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平等的，现在我们是最不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流动性最低，这非常令人沮丧。要知道，抑郁不是个体的疾病，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将人类的不幸福转变为脑部疾病，这是资本主义维持自身运转的方式之一。我们怎么能够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完全分开呢？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许多人无家可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变得情绪失控，尤其是男人，因为他们没有未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们接受到的教育都在说，如果他们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样！并且，他们失去了自己曾经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失去了联结。保持联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人们断开联结，就会抑郁和发疯，而人们之间的联结正在瓦解。那意味着，你只能完全靠你自己。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只能靠自己，这种现状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改变。

郭燕平：您在播客和访谈中经常提到“联结”（Connection），这是您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富有启发性的关键概念吗？

弗拉德：资本主义意味着你付给工人尽可能少的报酬，然后将绝大部分价值据为己有。如果人们奉行这样一种信条，即通过付给他人最少、自己占据最多来取得成功，那么这不是促进人们联结和彼此同情的方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十分危险。人生活在社会中，如果想要保持文明，就必须感到自己与社会之间是互惠互利的，我为社会付出，也能从社会中得到回报。人们不能每次环顾四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被欺骗和被剥削。在美国，你每次环顾四周的时候，都会看到广告。即使某种产品对人们有害，也仍然在售卖。社会上持续蔓延着一种被剥夺、焦虑、抑郁和“断联”（Disconnection）的氛围，因为人们把他人看作一种威胁和危险，而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互合作、共享资源的伙伴。如今我们的社会缺少联结，而“断联”造成的极致后果就是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开枪打死那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人们是如此沮丧，彼此疏远，对他人没有同情，以至于杀人。在过去，人们与工作联结、与家庭联结、与“美国梦”联结、与他们的未来联结。可是现在，这些联结都消失了。

郭燕平：您认为当代美国青年与您这一代人所处的历史情境主要有何不同？

弗拉德：他们比我们过去更绝望。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经历的是精神危机，那么现在他们经历的则是全方位的危机。在6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二战后，每个国家都因战争而千疮百孔，只有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占支配地位的帝国。尽管由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黑人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工作机会很多，因为美国在60年代仍然享受着二战带来的经济红利。对于那时的美国和美国人来说，未来仍然是充满希望的。Z世代是美国最年轻的一代青年，他们的历史处境与自己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完全不同。第一个区别是他们不再像过去的人那样相信宗教了。在美国，大部分人是基督徒，他们做祷告、每周都去教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无论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是多么无意义，都会有一个无条件关爱和照护他们的上帝。

第二个区别是他们背负的债务十分沉重。高等教育曾经由政府付费，我们有1958年制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这是在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制定的。但现在的青年学生需要通过贷款才能上大学或者读研究生，并且这些巨额贷款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还不完，因为毕业后他们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过去，未来是有保障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工作来生活，即使不是十分称心如意的工作。如果你是白人，你是男性，你将拥有更多的工作选择。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除了教育贷款之外，还有信用卡贷款，这造成债务危机。第三个区别是婚姻。对于Z世代来说，他们不仅财务状况出了问题，情感世界也正在土崩瓦解。家庭、婚姻和孩子曾经是支撑一个人的主要支柱，成年、结婚、生孩子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和生育，离婚率也在上升，而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核心家庭危机：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与当代美国青年的婚育难题

郭燕平：您提到美国正面临“核心家庭危机”（NuclearFamilyinCrisis），这是不是与社会的高离婚率、低生育率也有关系，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弗拉德：在美国，43%的第一次婚姻以分居或合法离婚而告终，60%的第二次婚姻和73%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如此（Bieber&Johnson，2024）。并且，当人们没有孩子或财产需要争夺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分手。这显然是成问题的。人们需要来自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女性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男性，也不再愿意同时在家庭内外工作。她们不再愿意结婚，她们选择退出婚姻，而孩子们流离失所。儿童是美国最为贫穷的群体，第二贫穷的群体则是母亲。如果你怀孕生小孩了，你就无法在事业上取得你没有生育时所能够取得的同等成就，因为我们没有良好的公共托育服务。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因为女性选择退出生育。如果想要女性生育，就必须使她们脱离双重轮班和工作的重负。在法国，人们拥有优质的托育服务和产假。在挪威，产假甚至是强制性的。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要高一些，因为女性没有受到那么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这些国家还为单身母亲提供特别的福利，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还在谴责单身母亲。

美国正在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如果你要上班，下班后还要做家务，特别是当你的孩子有着大量的情感和陪伴需求时，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胜任你的工作。很多工作都需要下班后参加社交活动，但你没有办法参加会议或者其他的社交，因为你必须回家与孩子在一起。所以，女性无法在工作中与男性竞争。此外，女性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会请假。因为孩子需要人照料，而女性永远被视为照顾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女性无法获得同等的报酬和晋升机会。但是女性担忧自己有一天会离婚或分手，她们不希望自己离婚或分手时没有收入。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比如说保持清洁、为年幼而脆弱的生命提供生活所需，这些劳动在你回到工作岗位时并不会得到认可。社会政策制定者和资本家从未将这些劳动定义为工作。他们会问，你做了什么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回答是“没有”，而不是“我一直在组织管理家庭事务，我一直在维护秩序和保持环境整洁，我一直在与人们保持联系”，等等。他们没有将生育劳动视为劳动，所以女性处于巨大的劣势之中。但是女性必须生存，她们不希望自己处于劣势，所以她们不再愿意生育。

即使父亲希望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这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父亲需要谋生和养家糊口，他们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母亲也同样背负着压力。但母亲通常赚得更少，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是母亲选择留在家里，而且社会的期待也认为这是母亲的责任。更通常的情况是，没有人留在家里，而孩子们每天被寄托在不同的亲戚家，或者是把孩子放在不合格的、低标准的托儿所。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首先是0岁到2岁，随后是2岁到6岁。但6岁以下的孩子最容易受到虐待。6岁以后受虐待的情况会减少一些，因为孩子们开始上学，父母也不在身边。这些孩子通常被称为“钥匙儿童”（LatchkeyKids），他们脖子上挂着钥匙，放学后回到家里，但整个家里只有他们自己，直到他们的父母下班回来。这种状况十分糟糕。

郭燕平：对您来说，“劳动”是一个用来分析这些家庭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概念，对吗？

弗拉德：是的。因为据我所知，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父权制社会，人们尚未给那些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经验正名，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如照顾脆弱幼小的生命、关爱老人、让房间变得井然有序且干净美丽，等等。照料工作（Care Work）的价值被低估，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所得到的工资与停车场管理员的工资一样，是最低的。但是停车场管理员只需要坐在那里看护车辆，居家照护工作者却需要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病人，这难度很大。照料工作不被重视，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对此唯一做出了政治上和社会上变革的，是新西兰的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她在担任总理职务期间，研究了照料工作（这些工作绝大多数由女性和少数族裔从事），并将其与家庭外部的工作比较。他们对所有工作进行经济分析，不是采用“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的方式，而是“同值工作同等报酬”（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在此基础上，照料工作者的收入提高了30.6%（Sussman，2020）。

郭燕平：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您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对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思考的？

弗拉德：世界上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我当然是其中之一。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我受到的另一方面的深刻影响来自新马克思主义（New Marxism）。这一流派认为，社会是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经济不是唯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你可以通过任何东西、任何话题进入阶级分析，因为我们不把阶级限定在经济领域之内。这正是我所做的工作，这也是我和我的丈夫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及他的学术伙伴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A. Resnick）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作《家庭前线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on the Home Front），提出阶级分析也适用于家务劳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谁在为谁工作，谁生产和得到了剩余价值。从历史的角度来谈，是女性一直在做家务。男人给予女人生产工具，一间公寓或者真空吸尘器等，因为男人拥有金钱。女人通过做家务换取男人工资的一部分，才得以生存下来。女人要做饭、打扫卫生，提供性服务、情感服务和社交联结，比如与丈夫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因为社会通常将男人形塑和驯化为情感不发达的物种。女人所做的这一切劳动是无报酬（Unpaid）且未被承认的（Unrecognized）。而男人之所以从未将其视为劳动，是因为他们称其为“女性的劳动”，并说这就是女人的天性，说得好像我们女人是某种鸟类，天生就热衷于筑巢。

我将“阶级”作为切入点，观察谁从中得到了益处而谁又被剥削。这是一个目前来说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有一本书叫《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Hochschild&Machung，2012），说的是女人下班后回到家里，不得不做所有的家务，而这是她们的“第二轮班”。白人男性曾经拥有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受到工会保护的体面工作，黑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但是现在就连白人男性也不再有足够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所以白人女性不得不加入她们的黑人姐妹中去工作，而下班后又做家务和“第二轮班”。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量女性选择保持单身的现象。

郭燕平：正是基于这些观察，所以您将自己的播客命名为“资本主义冲击家庭”吗？

弗拉德：我想要看到的是私人生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不得不说，在美国，人们对私人生活的兴趣远高于对政治的兴趣。大部分美国人远离政治领域，因为他们觉得政治全是谎言。政治通常也确实是谎言。自从亿万富翁们参与选举并为选举付钱以来，人们感到自己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就放弃和退却了。我把播客命名为“资本主义冲击家庭”，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私人领域的事务与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他们认为这是两个彼此分离的事情。但我想要展示的是，它们之间其实是相互形塑的。如果人们看到这层联系，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美国人是如此孤独的个体。从保龄球联盟到家长教师联谊会，再到献血活动和政治团体，参与其中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人们退缩到自己的小房子里，看自己的电视，玩自己的电脑，彼此分离，感到极度孤独。孤独是一种疾病，对人非常有害。社会运动和工会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团结的机会。我认为，这就是它们在美国正在扩张的原因。我想表明的是，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塑造的，反之亦然。

郭燕平：在美国，对于已婚育的青年来说，他们的父母是否能够给予他们代际支持？

弗拉德：许多美国老人愿意帮助他们的孩子带孩子。但是，随着生活越来越艰难，育龄青年的父母辈也要工作，并且工作时间很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郭燕平：您的丈夫理查德·沃尔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中国也很受学生欢迎。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婚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在实践中如何避免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弗拉德：我和我的丈夫是处于过渡期和转型中的一代人，因此有些时候不得不向时代妥协，但我们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和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正义。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做了一些真的伤害到了对方的事情，或者是剥削和压迫了对方，我们会提出来，并且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婚姻对我来说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批判性地成长。你需要一些在家庭之外能够支持你的群体。你需要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并且有一个理解这一点的、不想剥削和压迫你的伴侣。当你指出他在剥削或压迫的时候，他能够停止并反思自己的行为。这种意识来自公众的社会运动和觉醒。

我仍然记得，当我生下女儿特丝·弗拉德-沃尔夫（Tess Fraad-Wolff）之后，我带着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一个为母亲提供支持的小型研讨会。产妇不应该单独和宝宝待在家里，而是需要社会和团体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一定非要来自母亲或婆婆，也可以并应该是社会性质的。家庭革命不是个人的事情，这要求整个社会系统的改变，比方说工业化的家务劳动（Industrial Housework）、高质量的公共托儿所，等等。有一本书叫作《扬弃家庭：照料工作与解放的宣言书》（Abolish the Family: A Manifesto for Care and Liberation）（Lewis，2022），讨论的是家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核心家庭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功能在于取代社会福利并以一种廉价的方式再生产劳动力。如果共产主义有实现的那一天，那么家庭和国家都将被“扬弃”，家庭内外的不平等都会消失。

▍“联结”的重建：理解当代美国青年的社会运动与抗争

郭燕平：您认为心理咨询是解决当代美国青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吗？您曾经发起和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但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弗拉德：发起和参加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份职业，因为你不能以此谋生，你还需要别的东西。我选择成为心理咨询师是因为以前我在大学里任教，教授心理学课程，而学生们经常来找我聊天。我意识到自己喜欢与人聊天，所以我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和心理咨询师，我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到一起。我喜欢与人们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并通过分析来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不只是发生在个人的脑子里，而是关涉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发现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实践，心理咨询是人类解放的途径之一，因为心理咨询能够帮助个体建立亲密的个人联结。你将拥有一个倾听者，咨询师会认真地听你诉说，并且真正在意你所言之事。通过讲述，人们会进一步了解自我，这个自我不仅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还与你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种族、肤色、性别等密切相关。所有这一切都会对你的自我产生影响，而咨询师的任务就是帮助你探究这一切，去发现你是如何感受、如何思考，辨别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或不重要的。

但是，以精神分析为主的心理咨询也有它的问题。尽管它能够带来解放，但它是非常个人化的，而且它的价格也很昂贵。它只是人类解放的方式之一。除了心理咨询之外，人们治愈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参加社会运动。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抗议运动，遇到一群有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退伍军人。他们的社交功能出现了问题，他们无法维持自我，他们困惑无助，他们感到不安和沮丧。在抗议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从我离开军队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健康的”。这件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因为心理健康的基础是保持联结，我们需要与那些能够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的人保持联结。我们需要彼此，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美国现在正处于困难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通过加入工会、加入运动，我们可以分享共同的目标和精神，分享各自的生活。

这同样可以解释右翼运动，人们跋山涉水参加特朗普竞选集会，因为他们太需要联结了。特朗普捕捉到了美国人的愤怒。人们感到关于民主和平等的许诺遭到了背叛，他们的现实处境恰恰与原先的政治承诺相反，所以非常愤怒。特别是白人男性，因为在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拥有”（Own）女人。如今事情不再是这个样子了，白人男性不再拥有特权，而他们的思维被美国的政治系统所形塑和驯化，他们怪罪女人、黑人、外国人，却从不怪罪资本主义。

郭燕平：以您的经验来看，当代美国青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弗拉德：一方面是断联（Disconnection），另一方面是重建联结（Reconnection）。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蕴含着改变的可能性。一方面，年轻人与社会、家庭断联，与他们自己断联，找不到目标和方向，感到未来没有前途和希望。他们感到异化和疏离，对选举政治不感兴趣，投票率十分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两个大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不能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或迫切需求，所以他们干脆漠视这一切，选择不参与政治。另一方面，青年学生正在试图重建联结和重新组织学生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大多数人团结到一起，组织一个能够容纳广大美国人民在内的运动，是一个切实的挑战。这些运动需要变得更加广泛，更能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正和人道的国家。

郭燕平：您如何看待现今美国高校青年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运动？

弗拉德：现在，成百上千的学生被逮捕或是从学校中被开除和驱逐。我认为，他们发起这些运动的原因在于，“美国梦”已经破碎，就像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愿望正在被以色列的炮火击碎那样。任何人都不能免除对纳粹主义保持警醒的义务，即便是曾经遭受过纳粹伤害的犹太人，这不是他们采取纳粹主义行径的理由。美国是在慷他人之慨，把另一个国家（巴勒斯坦）的土地让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以色列人。如果是把美国的一个州分给以色列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却是把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给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情，就像美国人当初对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就像是澳大利亚人当初对原住民所做的那样，杀死无辜平民，占据他们的土地。

对于美国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的未来已经消逝了，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找不到父母辈所能得到的工作岗位，他们没有良好的就业保障，没有养老金，没有先辈们斗争出来的八小时工作制。他们的前景黯淡无光。因此，美国青年学生认同被系统性歧视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这个种族隔离的社会中，以色列声称自己是如此民主，却是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之上；美国人同样声称拥有伟大的民主，却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痛苦之上。美国的青年学生感到自己遭受了背叛。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上一次罢工中提出的其中一个要求是，他们希望结束美国所谓的“双轨制”（Two-tier System），即年轻员工的福利和收入要比老一辈员工少得多。这不仅分裂了工会，也剥夺了年轻人的未来。但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在美国，年轻人的处境比过去更为艰难，他们对此感到愤怒。这些运动是他们与被剥夺权利的人群分享认同的机会，他们通过运动告诉美国“停止这些做法！”。他们提出BDS，即抵制（Boycott）、撤资（Di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抵制由以色列生产的产品，从以色列的投资中撤资，并对其进行制裁。在这些抗议集会和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真正认同彼此，也相互支持。他们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联结。至少抗议活动肯定了他们共同分享着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有抗议活动是关于特朗普召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康菲（Conoco Phillips）等大型石油公司举行的会议。在会议上，特朗普说：“你们给我十亿美元，我保证取消所有针对化石燃料使用的生态保护措施。”因此，青年学生们觉得，他们也将失去一个可供其生存的地球。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正在被摧毁，他们愤怒，并且认同那些被以色列剥夺了未来的巴勒斯坦人。

郭燕平：20世纪60年代，您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运动。根据您的经验，现今的学生抗议运动跟您之前60年代所经历的社会运动有什么不同？

弗拉德：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更加能够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同舟共济的群体。当年我参与妇女运动并抗议越南战争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分化的社会中，男女之间根本不平等。白人女性期望在经济上得到终身支持。有一个恶毒的笑话经常被提到：男人就像油毡地板，你把他们铺好一次，就可以踩在他们身上走20年。而现在，整个大环境已然改变，年青一代的男女之间感觉更加平等，也更加觉醒。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阶级”话语的回归：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美国青年的意义

郭燕平：如您所说，性别平等在美国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您认为当下美国女性解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弗拉德：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阶级话语的缺失，而重返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能够给予当下的女性主义运动很大的帮助。贫穷女性的生活与富裕女性的生活并不一样，她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截然不同。富人阶级的女性，她们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这是因为她们有足够的金钱雇佣保姆、请人打理家事，她们当然可以既拥有工作又拥有孩子。我们必须理解“阶级”的含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整合在一起。否则，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系统中的部分平等的女性群体，而不是全体女性的解放。

这让我想起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毫无经验。在70年代，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她创办了Ms.杂志。这份杂志装帧精美，影响力很大，并且没有广告。我们当时非常天真，从未想过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广告，那么谁来为这份成本高昂的杂志付费？它的经费来自哪里？答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强大的沃立策”（The Mighty Wurlitzer）行动。随着CIA的介入，他们倾注了上百万美元的资金，运动的最初方向也被改变了。

起初，阶级分析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而这对资本主义构成了挑战。后来，民权运动变成了黑人反对白人的种族运动，变成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即与白人权力相对抗的黑人权力，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民权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工人阶级也被排除在外，变成了一场纯粹关于性别议题的运动。如此一来，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就在于，少数妇女获得了所谓的“解放”，她们加入了位于社会最高层的阶级剥削者（Class Exploiteratthe Top）和资本家的行列，而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妇女仍然处于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

郭燕平：在这个背景下，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美国青年的意义是什么？

弗拉德：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阶级”概念被压抑得非常之深。虽然性别话语、族裔平等获得了承认，但是阶级并没有。阶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它需要被减小，但自麦卡锡主义产生以来，这个问题在美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麦卡锡主义将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视为叛国者。直到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阶级”概念才被重新介绍到美国。我们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人们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1%的人几乎拥有社会财富的全部。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呢？随着飞机的出现，人们可以快速抵达世界各地；随着传真机和电脑的出现，商业交易可以在海外运营。资本家通过外包（Outsourcing），赚取了更多的利润。通常来说，他们会将工厂劳动和制造业外包到工资更低、劳动纪律更严明的国家和地区。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带回美国，然后倾注到政治系统中。这是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民主制，可以无限制地在选举中注入资金。我们的上一次总统大选（2020年）就花费了144亿美元（Evers-Hillstrom，2021），但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建设这个国家的人无法得到和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其工作成果被夺取、被占有。我们的民主选举被资本主义机器所扭曲。这些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这一切的思路——阶级、性别、种族、家庭，等等。

郭燕平：从当下美国青年的处境出发，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呢？您认为出路何在？

弗拉德：我认为他们必须团结（Unite）在一起。首先是建立联系，找出痛苦的根源。这个痛苦的根源可能指向父母、指向家庭、指向父权、指向资本主义制度。随后，以群体的方式去解决它们。你必须与那些和你一样年轻或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联结起来，共同实现你们想看到的变化。你可以说：“我们正在举办一个活动来了解我们生活中的问题，以及讨论如何改变它们，加入我们吧，来感受一下希望。”如果有人来了，他们会告诉其他人，于是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人们必须彼此联结，才能形成一股力量，这就是运动的真谛。这不意味着要去威胁政府，但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在个人、社会、政治及经济支持层面需要什么，并为之努力。作为个体是无法获得这些的，只有作为一个被关注的群体才能做到。我们是人民大众，我们拥有的是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我们创造了一切。亿万富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有钱购买广告、收买政客，等等，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获胜。进步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女性主义运动联合了原住民运动、种族运动、工会运动和生态运动。我们能赢，因为我们是大多数。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彼此，我们就能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能够获胜的政党。

郭燕平：您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联结在一起吗？

弗拉德：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帮助你建立联结；但是另一方面，它让你只和那些与你相似的人进行交流，但这对你并没有多大好处。人应该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往，让不同的想法发生碰撞，并且应该时常面对面交谈。有些人在约会时，各自都在玩手机，这不是一种建立联结的方式。人们必须在智力上和情感上相互联结。社交媒体是有帮助的，但它不能代替个人的联系，绝对不能。所有在美国的杀人犯都有社交媒体账户，他们在上面讨论如何杀人，讨论他们如何憎恨黑人、女性或其他人，从与他们相似的人那里得到追随和鼓励。他们没有接触到其他与之不同的观点，而后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社交媒体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个人和社会联结。

郭燕平：您认为女性与女性之间应当如何联结？女性与男性之间呢？

弗拉德：因人而异。然而，这是一个女性共同围绕着生育问题、照料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拒绝性虐待和性别歧视而凝聚在一起的时代。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结语

在本次访谈中，弗拉德博士提出，解决当代美国青年所面临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建联结”。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当代美国青年的群体性精神困境、生育率持续走低、核心家庭危机、政治淡漠、枪击事件频发等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能失去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结。对于新生儿父母亲而言，他们既需要来自家庭内部的鼓励与爱，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性改变与系统性支持；对于美国高校里的学生而言，参与社会运动是他们彼此之间克服抑郁焦虑情绪、共同呼吁民主与平等的方式；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而言，唯有组织和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弗拉德博士认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所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联结在一起，共同探索和寻找可能的出路。重建联结，这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